春秋“甲”字大墓！湖北又双叒出土编钟！墓主为曾侯宝！

2009年4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意沟通工作的意见》，为更好地接受民主监督，深化司法公开拓宽了公开的方式和渠道。

《若干规定》的第九条，既非禁令、也不是对自己追究媒体的授权，它没有创设法律条款，五项内容，有些可以从民法、刑法直接找到法律依据，有些是世界各国通告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修改后的规定将许可权收归高级人民法院，显示了最高人民法院对于直播庭审问题的慎重态度。

当事人的私生活是指当事人的私领域或家庭领域。犯罪记录被封存后,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司法公开应当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司法原则，司法公开问题已经成为了我国当前司法改革面临的新课题。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法院工作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新闻主管部门、新闻记者自律组织或者新闻单位等通报情况并提出建议。研究建立裁判文书网上发布制度和执行案件信息的网上查询制度。

也要依法确保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禁知的范围。数字化法庭、数字化审判委员会、网上公众服务，真正实现了案件从立案到结案全程数字化，庭审、材料全部电子档案化，也实现了网上收案、立案，极大地提高了法院工作效率。掌握知识和政治权力的集团一直在移植所谓的现代法律，因而，中国过去100年出现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生活与法律的脱节甚至相互反对。

当然，我们所处时代跟孔子所处时代已有非常巨大的差异，但我们还是要回去，这就涉及信念问题，对于中国文明的连续性的信念。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完全是多余的了，普适的现代的法律在日本人那里、德国人那里、苏联人那里、美国人那里、都已经系统地制定好了，形成了法典，我们要做的工作只是把这个法典搬过来。因为二战以后在德国和其它国家是一样的，他们在个案当中原则可以做救济的，他们有办法。除此之外的一切法律，包括本土，都必须经过它的审查，在它面前论证自己的有效性。

因为，现代法律是神，其他法律绝不可能与它相提并论。可能有人已慢慢地有了这么一点信心，我是其中一个，我的信心有点爆棚。

但他又认为这三篇并非尧舜禹时期所做，而是后人伪托古圣人名所做的伪作。姚中秋老师是北航高研院的教授，关于他专注的学术领域可能在座各位都有所了解，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毕业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曾致力于奥地利经济学派，普通法宪政主义研究，目前致力于研究儒家意义及其现代应用、中国治理秩序的历史演变，最近又不停出书。也就是说，我是基于普遍主义的立场来思考中国的法律观念。法律的工具化与现代法律的神圣化从知识的角度说，我想，中国的法理学是不能让人满意的。

当普通人说天理人情时，那个天理不是空洞的，而有实质内涵，有非常强烈的价值意义。直到今天，我认为儒家的主要价值还是在于伦理教化与社会治理，如果贸然唐突地觊觎国家治理层面，积极竞争宪政空间，可能会因失却分寸而再遭挫折。论文中讨论到历史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相信，现代人的生活跟古人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关系了。很多儒家也认为秦以后不是儒家的东西了，是对儒家的破坏和反抗。

中国法理学今天的任务是什么？我想第一个任务如何提高我们从西方资源或者中国资源汲取我们真正对自身有用的知识的能力，只有在这个能力意义上提高了，我们才说我们会比西方人学得更好，我们会比中国古人读得更好，这个能力建设从哪里来？如果没有任何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我们任何一个人今天去讲这个的时候，都希望对这个自己提出一个证明，或者说如果你能证明这一点，我想我们传统自然就立住了。但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的立法群体和法律研究群体都是把法律当做实现现代化的工具来使用的。

当我们再去诉诸这样的一些观念的时候，我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问题恰恰在于如何将这些东西制度化或者说具体化。我们在清末的礼法之辩中，就可以看到这种神圣化倾向。

但是姚老师是有这个勇气的，因为他不在乎法理学内部是否会对这个外部性刺激做出过多的连续性反应，而且这种反应对于他本身天马行空式的寻求文明治理之道的视野与事业也不构成有效制约，因为他本身只是一个外部的批评者。民众变成法律统治的对象，纯粹的对象。中国人除了移植这些外部的现代的法律之外，没有其它路可走。当然，我是一个哈耶克主义者，我基本上秉持这样的法律观念，法律应当协调人们的行为，不管人们的行为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法律的根本目的应该是协调这些具有不同秉性、抱有不同目的的人们的行为。而这些普通民众的看起来很浅显的法律观念，其实是古老的中国法律观之残存。坦率地说，自己对法理学完全是门外汉，对法学也是门外汉，因为没有接受过任何法学的科班训练。

希望借助对《皋陶谟》的疏解构建法理学的一个最基础命题。因为，归根到底，法律是给普通民众制定的。

我自己会给出一个探测性的结论：两者大部分是相同的，也有一些不同。翟志勇：立足传统文化讲天道时，如何将现实的法律跟这样一套价值体系连接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一移植战略贯穿了整个20世纪，最初是移植日本的、德国的法律，50年代移植苏联的法律，80年代继续移植德国的、日本的绿，再加上美国的、新加坡的、香港的法律。如果说还有那么一点点了解的话，也只是因为，过去十年，翻译过一些法学著作，主要集中在普通法领域，尤其侧重于高全喜教授所讲的早期现代英国和美国的宪政转型时期。

这样的法理学发挥了某种奇怪的功能：法理学倾向于意识形态化。法理学应当致力于这样的法律体系之生产。我也赞同中秋风先生讲的，还是要立足于自己的文明，自己的传统当中去思考怎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现代，其实你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一个挑战，这肯定是一个现代的挑战，不承认是不客观的。我承认，这个想法受施特劳斯影响比较大。

你要让现代人接受这些词，比如天，你就要用现代语汇来描述它，解释它。你会看这样的书吗？它有什么意义？看完第一章，后面那几章就不用看了。

当然，法理学也应当始终致力于为法学秩序和法律的完善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原则。这样，中国法律史和法律思想史的职能就是负责解剖已经死亡的古代。

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正当性如何能够把它结构化，使得天人的德行和民意之间是一个和谐的体系，否则的话就会出现正当性的渊源中，谁是最终的，或者它们之间有不同的话，你会诉诸于谁。但问题是你这样做的话将使我们丧失掉整个20世纪我们非常丰富的现代性经验，你的保守主义的倾向将使我们无法调用我们20世纪里面获得的现代性再造的经验。

到今天，普通老百姓心里仍然有这样的观念，他们相信，法律不能高于老天爷。所以我首先做一个说明：我的这个看法并不是为了突出中国法律秩序或者中国文明的独特性、特殊性。从遥远的北京或者南京而来的这些披着现代化外衣的法律，到了基层社会，究竟发挥着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到现在其实仍然非常严重地存在着。这就面对一个问题，我们面对传统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足够的方法，能够使我们的传统里面具有更高的提取度。

现代实证主义学说也是从现代自然法学说中发展而来的。所以我们缺乏一个基本能力，当我们面临中国问题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从西方寻找哪一个理论问题和我们中国的现实经验问题是契合的，它是一致的，我们通过研究这个问题就能找到答案，我们甚至没有这样的能力，如何去西方的资源里面寻宝。

总之，过去100年，中国把世界上所有的法律都移植过了。另外现在我们再重新梳理儒家的思想或者先人的这一套治理思想的时候，我们还要回到一个现实的问题上，就是在制度问题上如何进行一定的创造性的发挥，或者我们究竟是只接受它的的理念的一面，义理的一面还是制度的相匹配？我们反对法律移植的话，对西方一些看似普遍化的制度化的东西，我们是接受呢？学习呢？还是有批判的接受？还是根本就另起炉灶？就像蒋庆先生设计的五院？最后我想谈一点我的思考，和这个相关的，还是一个东西方比较的结果，我们还是要承认，所谓的法治也好宪政也好，这一套理念，更多的还是从现代的角度来说的，它产生于西方，或者是成就于西方。

实际上构成了儒家道统的纲领性文件，姚老师说纲领性文件也是有道理的，它构成了整个宏观的法制，这个法制不是我们现有的东西。刘毅：很高兴来参加第一期的新法理学论坛，能够在一起来讨论一下姚老师的新作（也是大作）的有开辟性的思想和理论。